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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人口学研究重点及前沿学术成果

发布时间:2018-02-08 08:31  作者:极品课件站  点击数:

2017年是中国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化的一年。受“全面两孩”政策影响,2017年中国出生人数继续保持在1700万以上,生育的二孩数量超过一孩数量,生育形势发生重大转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2017年中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7.3%,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继续萎缩。虽然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趋于稳定,但流动时间延长,流动人口内部结构不断变化,人口流动的模式与方向也在发生转变。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较之过去有所下降,“全面两孩”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步释放,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发生转折。围绕中国人口涌现出的新问题和面临的新形势,中国人口学研究的焦点聚集在转折与变化上,涌现出一批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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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讨生育水平 关注政策调整影响

中国整体的生育水平究竟如何,是中国人口学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2017年,人口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基于近年来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直接汇总结果,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以2015年为例,有学者认为当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05,对应的出生人数仅有1100万左右。还有学者利用其他数据或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过去几年中国的平均生育水平在1.6左右,甚至更高,远远没有低到1.05这样不可思议的水平,尤其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来,中国出生人口规模连续两年保持在1700万人以上,对应的生育率也是近年来相对较高的水平。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虽然能够在短期带来生育水平回升,并使生育水平在高点附近维持一段时间,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生育水平还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而缓慢下降。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中国生育水平下降,中国人口的生育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多位学者均发现,在全部出生人口中,二孩所占比例近年来稳步提升,这种现象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后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主要是历年堆积的育龄妇女在政策放开的几年内集中生育二孩导致的。

“全面两孩”政策虽然将生育二孩的选择权交给了个人,但不同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差别很大,女性还面临着生育和就业之间冲突加剧的困境。在二孩生育意愿与行为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结论类似,可以概括为社会经济地位极高和极低的两部分群体生育二孩的意愿与比例都比较高,而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位置的群体较低。还有学者发现,“全面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会产生多种不利影响,包括求职难度上升,薪酬福利下降,甚至是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为此,学者们建议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同时,还需要完善生育保障制度,发展托幼事业,完善产假制度,帮助女性应对就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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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老龄化 保持经济长期稳定

全面并科学地把握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长期趋势,是研究老龄化相关问题的基础。有学者对中国2015—2100年老龄化趋势进行的预测显示,“全面两孩”政策无法逆转我国老龄化的长期趋势,我国老年化程度将在21世纪前半叶快速提升,之后逐渐放缓。

健康问题一直是老龄化研究的重点。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血检数据,有学者构建了老年人的生理年龄测量,以此来衡量老年人的真实生理健康状况,弥补了日历年龄和自评健康状况等指标在衡量老年人真实健康状况时的缺陷。此外,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表明,适量的“向下”代际支持行为、与子女同住和良好的社区环境都会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学者们就完善我国养老体系提出了很多新的建议,这些建议大致可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对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进行改革,推进全国统筹,并加快基金体制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变。二是对无家庭依靠的老年人,政府应提供兜底的养老服务。三是要顺应我国孝文化和家庭文化,发展居家养老,尽可能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四是在机构养老发展方面,要破解养老机构发展的人员、用地、资金等一系列瓶颈。五是强化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和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等薄弱环节。六是随着未来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和财富水平提升,探索实施智慧养老和以房养老等新兴养老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影响日渐受到关注。虽然不同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有所差别,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还是取得了一些共识。第一,人口老龄化会通过降低劳动力的数量和比重,提升社会养老负担等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但也应该未雨绸缪,制定应对老龄化的综合对策。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学者们则认为老龄化会导致金融资产回报率的下降,但并不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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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人口流动新动向 聚焦户籍制度改革

2017年,虽然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小幅下降,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逐步提升。有学者发现,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整体上是提升的,但在不同群体之间表现出差异,具体为女性居留意愿高、高人力资本水平的群体居留意愿高、高收入的群体居留意愿高。除了居留时间延长和居留意愿的提升,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职业地位也有所上升。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民工在行业内部的职业垂直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有部分农民工打破行业分割,进入国有单位就业,并成长为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民工能否实现职业上升有显著影响。这反映出我国流动人口群体的劳动就业状况逐步改善,并且这种改善能够通过流动人口自身的努力实现。在我国流动人口中,已经有大批流动人口是在城市出生长大的,他们虽然没有城市户籍,但生活方式和教育经历与城市居民已经相差不大,以往指代这一部分流动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概念需要更新,有学者提出用“二代流动人口”概念替代“新生代”概念,并给出了界定二代流动人口的具体标准,并建议在今后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对此进行专门识别。

流动人口内部出现的新趋势,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却将流动人口排挤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既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生存与发展,也阻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亟须进行改革。有学者认为,应该在全国层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并放宽落户条件,有效吸引人口迁入大城市。也有学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惠及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配合居住证制度等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完善城市布局,将中小城市做大、做强,并妥善安排农业转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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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家庭支持政策 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

近年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不断简化,核心家庭的比例不断下降,单人家庭和空巢家庭的比例不断上升,有些家庭因为人口流动而无法团聚,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十分严重。有研究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老正因此而面临危机,为此,政府应该对有老人的家庭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大量堆积的育龄妇女会在短时间内生育二孩,产生大量的幼儿照料需求,对家庭的育儿功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学者研究认为,必须完善相关政策,比如延长陪产假和育儿假,发展3岁以下幼儿正式照料服务等等,来增强对家庭的支持。未来,人口学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家庭,研究家庭,推动我国公共政策转向家庭视角,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促进家庭功能发挥,实现家庭和谐发展。

2017年的中国人口学研究,紧紧围绕我国人口出现的新趋势与新特点,以解决人口问题为目标,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各类研究稍显分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未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可能会在宏观性、战略性和整体性方面有所加强,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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